符号与连接
( thoughts-on :mind )

夏虫与物自体:感知之维、意识界面与不可尽言的实在

|认知 & 智能

道可道,非常道;名可名,非常名。 ——《道德经·一章》

井蛙不可以语于海者,拘于虚也;夏虫不可以语于冰者,笃于时也;曲士不可以语于道者,束于教也。 ——《庄子·秋水》

引言:我们看见的世界,是世界本身吗

每一个具备知觉的生物,都被一个最朴素、却最深的问题所环绕:我们所认识的世界,是否就是世界本身?这一问题之所以难,不在于其复杂,而在于我们几乎无法把它当作问题来对待——日常经验把"所见"与"所是"焊接得如此牢固,以至于怀疑二者之间存有缝隙,反倒需要一种刻意的、近乎反自然的努力。

然而只要稍作内省,三条命题便会自行浮现,且彼此勾连,几无回避之余地。

其一,任何生物对外部世界的理解,都受制于它所拥有的感知维度,以及每一维度上的感知范围。眼能辨光,耳能辨声,皮肤能辨冷暖,却不能辨磁场、不能辨红外、不能辨偏振;且在所能辨的每一通道上,又只占据极窄的一段——人眼可察的光,不过是电磁波谱中不足一个数量级的一隙,而该谱系绵延逾二十个数量级。

其二,外部世界的维度是巨大且繁复的,而能被某一物种感知者,始终有限。换言之,世界向生物敞开的面目,远少于它实际拥有的面目;每一生物都被关在一座由自身感官裁出的牢笼之内,牢笼的栅栏即其感受器的种类与阈限。

其三,在有限感知之下,认识外部世界便必然伴随信息的压缩与降维;而一旦压缩,外部世界即不可被完全认识。这不是一句谦辞,而是一个近乎定理的推论:一道有限带宽的通道,无法无损地承载无限维度的信息;被感受器丢弃的细节,无法在下游的任何加工中复原。

上述三命题,皆可由内省直接抵达,无须倚赖任何玄远的形而上学。令人惊讶的是,它们与一本颇具争议的当代著作——罗伯特·兰扎与鲍勃·伯曼合著的《生物中心主义》(Lanza & Berman, 2009)——所主张的核心,竟隐隐相合。该书提出,我们所经验到的"现实"并非独立自存的客体,而是意识参与构造的一重"软件界面";空间与时间不是事物的属性,而是动物感知的形式。

本文无意为《生物中心主义》作注。兰扎的著作既含可资凭依的真知,亦夹缠着值得审慎对待的越界之论。下文拟以上述三命题为骨架,召集古今数种彼此独立的传统——庄子的夏虫之喻、冯·乌克斯库尔的周围世界、康德的物自体、霍夫曼的感知界面理论、安尼尔·塞斯的受控幻觉、信息论的带宽之限——使之相互对话、相互勘验。预期抵达的,并非一种"意识创造宇宙"的形而上学,而是一项更为节制、却也更为坚实的结论:诸传统在一个认识论命题上高度会聚,而此一会聚并不足以支撑本体论意义上的创造之权。会聚之处在于——所知之世界,永远是有界的、有损的、为意识所中介的界面;分歧之处在于——这是否意味着,世界本身即由意识所造。此一分野,将是全篇勘界的枢轴。


一、感知的维度与范围:每一种生物都住在一个被感官裁出的世界里

要领会在有限感知下认识世界意味着什么,须先承认一个常被忽略的事实:所谓"客观世界",在日常用法里,其实只是"人类周围世界"的代称。这一点的最佳注脚,来自二十世纪初一位几乎被遗忘的生物学家。

冯·乌克斯库尔(Jakob von Uexküll, 1864–1944),波罗的海德裔动物学家,于 1909 年提出"周围世界"(Umwelt)之概念,并于 1934 年的《动物与人类世界的漫游》中加以铺陈(Uexküll, 1934/2010)。其核心洞见可一言以蔽之:每一种生物都栖息在独属于它的感知世界之中,此一世界由该生物特有的感受器与效应器从更大的环境中裁切而出。乌克斯库尔将感知一侧称为"标记世界"(Merkwelt,由 Merkzeichen 即"感知记号"构成),将行动一侧称为"作用世界"(Wirkwelt,由 Wirkzeichen 即"作用记号"构成),二者经由一个"功能循环"(Funktionskreis)彼此扣合,构成一个封闭而自足的意义世界。

乌克斯库尔最著名的例子,是一只盲眼的雌性壁虱。这只微小的节肢动物爬上一根树枝,而后等待——可以等待长达十八年。在漫长的岁月里,它对外界几乎全无所求,唯凭三种信号驱使行动:其一,哺乳动物皮肤散发的丁酸气味,一旦触及,便自枝头坠落;其二,坠落后触及的体温约三十七摄氏度,确认宿主;其三,宿主体表的毛发,引导其钻抵皮肤。饮血之后,使命既毕,旋即死去。这只壁虱的整个宇宙,便由气味、温度、触觉三种记号搭建而成。它并非生活在一个"缩减了的人类世界"之中,而是生活在一个与人类世界同样完整、却维度全然不同的封闭意义场里。

壁虱并非特例,而是通则。人类的可见光,仅是电磁波谱中不足一个数量级的一隙,而该谱系横跨从伽马射线(波长不足 10⁻¹⁴ 米)至无线电波(波长可达 10⁴ 米以上)的二十余个数量级;在这一巨幅尺度上,可见光之窄,犹如汪洋之中一缕波纹。蝙蝠以回声定位感知空间,发射十四千赫至十万赫以上的超声,凭回波之时延与频移构作一幅"声学图像"——这是一种与我们"看"全然不同的空间觉知,其载体是声而非光。雀尾螳螂虾据研究拥有十余种光感受器(人仅三种锥细胞),且能感知偏振光与紫外光,其色觉空间之繁复,远非人脑所能想象。候鸟视网膜中的隐花色素据信以"自由基对"机制感应地磁场,使磁场在鸟的视觉中呈现为某种叠加于景象之上的图样——它们"看见"了南北。蝮蛇、蟒蛇的颊窝与唇窝能探测红外辐射,在夜色中描出猎物的体温轮廓,等于在光觉之外另开了一道"热觉"之窗。

这些并非奇闻轶事,而是一项根本的事实的不同侧面:每一物种都被关在自身感受器所划定的牢笼之内,所见者皆为其维度所允许之一隅。纳格尔(Thomas Nagel)在《成为一只蝙蝠是什么样?》一文中,将此一事实推到了它的极致(Nagel, 1974)。他指出,即便我们掌握了关于蝙蝠的全部物理学、神经学与行为学知识——其回声定位的频率、其听觉皮层的拓扑、其捕食的轨迹——我们依然无从知晓"作为一只蝙蝠是什么样"。蝙蝠的主观体验具有一种我们无法从外部进入的维度,它是闭合的、第一人称的、不可还原为任何第三人称描述的。知识的客观累积,并不能填平这道维度性的鸿沟。

由是可得本节之结论:人并非世界之尺度,而不过是众 umwelt 之一。日常所谓"客观世界",至多是"人类周围世界"的别名,是一个以人的感受器为栅栏、被裁切过的切面。承认这一点,并不需要任何形而上学的勇气,所需要的,不过是把目光从"世界"移向"看世界的那个器官"。


二、带宽与压缩:认识世界必经一道有损的窄门

倘若第一节只说明了"维度有限",第二节则要进一步说明:有限维度本身,如何必然地引向"不可完全认识"。

将感知置于信息论的语言之中,事情会变得格外清晰。香农(Claude Shannon)在 1948 年那篇奠基性的论文里证明,任何信息通道都有一个有限的上限——信道容量(Shannon, 1948)。超出容量的信息,无法被无损传输。这一抽象定理,对生物的感觉系统同样成立且更为严苛:人的视网膜约含百万根神经节纤维向中枢投射,耳蜗的频率响应止于约二十千赫,皮肤的温觉仅能分辨有限的离散层次。无论外部世界的实在结构如何繁复,它要进入意识,就必须穿过这些带宽极窄的管道;而在穿过之时,绝大部分结构已被滤去。

故而感知,在其物理本质上,乃是一次降维与有损压缩。高维的外部状态(无论它究竟为何)被投射到低维的神经信号之上,一如三维的物象被投射到二维的视网膜。而降维是不可逆的:被感受器丢弃的那部分信息,无法在其下游的任何加工中被复原,因为它们从未抵达。一个只能记录灰度的传感器,无论其后接的处理器多么强大,都无法凭空重建色彩;色彩这一整条维度,在入口处即已永久缺席。

这一推论直接兑现了引言中的第三命题:在有限感知之下,外部世界不可被完全认识,这不是一句谦逊的修辞,而是一个近乎数学事实的约束。可以完全认识的,只是被压缩之后的那一份低维投影;至于投影背后那高维的、繁复的、被丢弃了绝大部分的实在本身,意识无从直抵。

现代神经科学更进一步揭示,感知的中介并非止于感受器一道,而是两重相叠。自二十世纪末以来兴起的"预测加工"(predictive processing)框架——以弗里斯顿(Karl Friston)的自由能原理与克拉克(Andy Clark)的论述为代表——主张:大脑并非被动地接收并重建感官输入,而是自上而下地生成关于世界成因的假设,再以自下而上的感官信号去校验这些假设;所谓的感知,不过是那些被感官误差校准之后、最为可信的"最佳猜测"(Friston, 2010;Clark, 2013)。塞斯(Anil Seth)将此一图景凝练为一个精准而惊人的说法:感知是一种"受控幻觉"(controlled hallucination)(Seth, 2021)。脑始终在幻觉之中,只是当其幻觉与他人的幻觉彼此吻合、且与感官输入稳定扣合之时,我们便改称之为"现实"。

于是中介被加厚为两层:第一层,是感受器在入口处施行的有损压缩,令高维实在降维为低维信号;第二层,是脑在中枢施行的推测性重建,令低维信号被编织为一幅连贯而可信的图景。我们所经验到的"现实",正是这两重加工叠加之后的产物。它当然不是实在本身——它甚至不是感官原始信号的忠实复现——而是意识为有限生物特制的一份精炼摘要。

此一结论,已经把兰扎所谓"现实是意识参与构造的软件界面"一语,安放在了科学的而非玄学的地基之上。剩下的问题只是:这份由意识构造的界面,究竟是世界的一个"表征",还是世界的"全部"?此一问题,将决定我们是否要从认识论的中介,跨向本体论的创造。在跨越之前,且先听一听康德如何处之。


三、界面与皮肤:现实是意识所戴的一副界面

将前两节的发现收束为一句话:我们所经验到的"现实",并非世界本身,而是意识为有限生物专门构造的一副"软件界面"——或者更肉身地说,一层"皮肤"。它既将生物与世界隔开,又向生物呈现一份简化了的世界模型。这副界面,是生存所必需的,却也恰恰是认识所必须穿透而又无法穿透的。

当代认知科学家霍夫曼(Donald Hoffman)以一种近乎严酷的方式,推进了这一图景。他在《反对现实的理由》一书中提出"感知界面理论"(Interface Theory of Perception),并与辛格、普拉卡什以演化博弈模型证明了一项被称作"适应胜于真实"(Fitness-Beats-Truth)的定理(Hoffman, Singh & Prakash, 2015;Hoffman, 2019)。其要旨可述如下:在演化的长程竞赛中,那些感知被调校至"适应度"(fitness)的生物,几乎总是压倒那些感知被调校至"真实"(truth)的生物;一味追求真实的感知者,会因信息过载与反应迟缓而灭绝。故而自然选择所塑造的感知系统,其目的从来不是揭示实在的真相,而是呈现一份有利于生存的、经过重度简化的用户界面。

霍夫曼惯用的比喻是计算机桌面:屏幕上的蓝色文件夹并非文件本身,它只是一个图标,隐藏了磁盘上磁畴翻转的繁复真相;然而正是这个"不真实"的图标,使人得以高效地操作文件。倘若桌面如实呈现磁盘的物理状态,使用者将寸步难行。生物的感知界面之于实在,正如桌面图标之于磁盘:它是一副精巧的、专为行动而设计的面具,而非实在的肖像。

循此推到极处,霍夫曼提出"意识实在论"(conscious realism):意识性的主体(conscious agents)才是根本的,物理世界不过是这些主体相互作用的感知界面、一种由意识主体所使用的数据结构(Hoffman, 2019)。这一立场,与兰扎的生物中心主义已极为接近——事实上,霍夫曼所走的,正是兰扎那条路的数学化版本。

至此,我们已经触及了生物中心主义最为坚实、也最可凭依的内核。兰扎所列生物中心主义的七条原理之中,第一条("我们所感知的实在,是一个涉及意识的过程")、第六条("时间在动物感知之外并无真实的存在")与第七条("空间亦然"),其要义无非是:空间与时间不是事物的属性,而是动物感知的形式;所经验的现实,是意识参与构造的界面。然而值得郑重指出的是,这三条之中最核心的空间—时间之论,康德早于 1781 年已然道尽——空间与时间是"先天的直观形式",是感官接受外物的条件,而非外物自身的规定(Kant, 1781/1998)。兰扎用二十一世纪的生物学语言,重述了一个十八世纪的先验哲学命题。这并不削弱其洞见,反倒说明:此一洞见并非某一本书的奇思,而是从感知的有限性出发、几乎必然抵达的结论。

症结在于另外几条——尤其是那些援引量子力学、主张"无意识则物质处于不确定的概率态"的原理。它们试图从"感知构造界面"这一认识论命题,纵身一跃,落到"意识构造宇宙"这一本体论命题之上。这一跃是否成立?下面两节,正要对此细加分梳。


四、物自体与不可尽知:康德的勘界

引言第三命题——有限感知之下,外部世界不可被完全认识——其哲学上的顶峰表达,见之于康德的《纯粹理性批判》(Kant, 1781/1998)。欲辨明"中介"与"创造"之分,康德是不可绕过的路标。

康德区分了"现象"(Erscheinung / phenomenon)与"物自体"(Ding an sich / noumenon)。我们所认识的一切,皆是现象——即事物经由我们的认识能力而被给予的那一面相。而事物脱离了一切认识关系、其自身之所是,即物自体,则永远落在认识能力的彼岸。空间与时间,按康德之说,并非物自体的属性,而是我们感性直观的"先天形式":它们不是世界本身的样态,而是我们接受世界的滤镜。因果、实体、交互等十二范畴,亦非外物所固有,而是知性加诸现象之上的结构。我们所认识的,始终是"被如此结构化了的现象",而非"物之本身"。

读至此处,敏锐者或已察觉,康德与兰扎、与霍夫曼,所言何其相似——空间时间皆被视为感知的形式而非实在的属性,所知之世界皆被指为经过中介的构造。然而康德与后二者之间,有一道至关重要的分野,正是全篇勘界的枢轴所在。

康德从不曾否认物自体的存在。恰恰相反,他反复申明:正是物自体的存在,才使现象得以被给予;若无独立于认识的"某物"在彼处触动我们的感官,则一切现象皆成无源之水。康德所否定的,不是物自体之"在",而是物自体之"可知"。他是一位"先验观念论者"与"经验实在论者"的结合:在认识论上,他坚持我们只能认识现象;在本体论上,他保留了物自体的实存,作为现象之所以可能的根据。换言之,认识论的中介,并不蕴含本体论的依赖。"我们只能认识被中介了的现象"这一命题,推不出"现象若无中介者便不存在"这一结论。前者关乎我们能知道什么,后者关乎什么存在着;将二者混同,正是从康德的审慎滑向兰扎的逾矩的那一步。

这一道分野,可表述得更为锋利:承认认识必经中介,是一回事;主张被认识者由中介所创造,是另一回事。前者是康德的、也是科学的、亦是前两节所已抵达的结论;后者则是需要单独论证、而论证并不显然的更强的主张。中介是认识的不可避免之条件,却非存在的充分之源。一扇有色玻璃必然令透过之光染上颜色——此乃中介之必然;却不能因此断言,若无此玻璃,便无光可言——此乃创造之僭越。康德的全部审慎,正在于守住这二者之间的边界。

令人惊讶的是,庄子早于康德两千余年,已以另一套语言,触及了同一勘界。其《秋水》篇借河伯与北海若之口,道出了那段流传千古的判语:井蛙受困于空间之狭,故不可以语海;夏虫受困于时间之短,故不可以语冰;曲士受困于教条之蔽,故不可以语道。三类认识者,皆非因世界匮乏,而是因自身的维度性拘限,而无法抵达世界的某些面相。这与乌克斯库尔的壁虱、与纳格尔的蝙蝠、与康德的物自体,实是同一洞见在不同时代的回响:认识者总是有界的,而世界总溢出于其边界之外。庄子又于《养生主》中言"吾生也有涯,而知也无涯",于庖丁解牛之喻中言"以神遇而不以目视,官知止而神欲行"——目之所及有尽,而有一种逾于目视的、非推论性的"神遇",可触事物之肌理。这并非神秘主义的呓语,而是一种对感知之限与认知之别的清醒体认。老子亦于十四章以三重否定描摹那不可被感官捕获者:"视之不见名曰夷,听之不闻名曰希,搏之不得名曰微。"——道,超出视、听、触三道感官通道之外,故不可以感官之词尽述之。

将这些古老而精确的判语,与康德的物自体并置,便会发现:东方与西方、两千年前与两百年前,在"世界不可被完全认识"这一点上,早已殊途同归。而它们共同守住的,恰恰是那条中介与创造之间的边界——它们都说"世界超出我们的认识",却都未说"世界由我们的认识所造"。


五、量子与"观察者":一块被借用过度的基石

生物中心主义最具争议、也最易动人的一根支柱,是对量子力学中"观察者"概念的援引。兰扎主张,亚原子粒子的行为与观察者的存在密不可分,无意识参与时物质即处于不确定的概率叠加态;由此推之,是意识的观察"实现"(actualize)了实在。此论若成立,则从认识论中介到本体论创造的纵身一跃,便有了物理学的根据。然此一根支柱,恰是全论之中最不坚实者;其症结,全在一词之误读。

量子力学自其诞生之初,便背负着一个不幸的术语:"观察"(observation)与"测量"(measurement)。在早期的哥本哈根诠释中,一个量子系统在被"测量"之前,处于多种可能状态的叠加;"测量"发生之时,波函数"坍缩"为某一确定结果。然而此处所谓的"测量"与"观察",从来未曾被物理学界定为"一个意识主体的注视"。它指的是:所研究的量子系统与另一物理系统(测量仪器、环境、乃至一粒尘埃)发生了不可逆的相互作用,从而彼此"纠缠"(entangle)。正是这一相互作用,而非任何心灵的活动,使得叠加的相干性丧失,确定的结果涌现。

这一过程,在当代已被"退相干"(decoherence)理论作了相当完备的刻画。楚雷克(Wojciech Zurek)等人自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起的研究表明,一个量子系统因其不可避免地与周遭无数环境自由度相纠缠,其叠加态的相干项会以极快的速率衰减殆尽,于是经典意义上的确定状态便"自然涌现"(Zurek, 2003)。整个过程无须任何意识在场——一片真空、一缕辐射、一阵热涨落,皆足以充当"环境"而引发退相干。换言之,经典世界之面貌,是物理相互作用的自发产物,而非意识凝视的后果

确实存在过一种将"观察者"读作"意识"的诠释——冯·诺依曼(von Neumann, 1932)的测量链分析,经维格纳(Wigner, 1961)发挥,一度主张唯有意识才能完成波函数的最终坍缩。然而这"意识致坍缩"之说,自始即是少数派,且随着退相干理论与诸多无意识测量的实验事实的累积,已基本被工作物理学家所弃置。当代主流——从退相干诠释、多世界诠释到各种隐变量与关系性诠释——皆无须诉诸意识,即可自洽地说明量子现象。物理学家卡罗尔(Sean Carroll)、霍森费尔德(Sabine Hossenfelder)等,更曾直言不讳地批评生物中心主义及其同类,指责其对量子力学的"观察者"作了通俗化、神秘化的挪用,而这种挪用在物理学的严格语境中并不成立。

将这一分梳落回到兰扎的论证之上,结论便颇为清楚:量子力学并不提供"意识构造实在"的支持。一旦把"观察者"还原为它的物理学本义——一种物理的相互作用——那根从认识论跨向本体论的支柱,便即刻失去了依托。它所"证明"的,不过又退回到了前几节所已抵达的那个节制得多的命题:我们所认识的现象,必然经过物理相互作用的过滤与中介。这与康德、与乌克斯库尔、与受控幻觉,并无二致;它并未、也不能授权"意识创造宇宙"。

值得附带一提的是,量子力学中确有某些悬而未决的根本问题——测量问题的最终诠释至今未有定论,量子与经典的边界仍存争议。这些未决之处,为种种诠释保留了空间,其中也包括某些温和的、强调信息与参与的角色者。然而"保留空间"并不等于"提供证据";一片留白,不因其留白而自动成为意识创造论的领地。审慎的态度,是把这片留白如实留作留白,而非以一厢情愿的形而上学匆忙填满。


六、意识之谜:为什么理想主义总在回潮

倘若量子力学不足以支撑生物中心主义的强主张,那么是否就意味着,物质主义的正统已然全胜,理想主义已无立足之地?亦不尽然。欲对此一议题作公允的勘界,须承认:物理主义至今留有一道未合之缝,而正是这道缝,使理想主义——从叔本华到薛定谔,从兰扎到霍夫曼——得以一再回潮。

这道缝,名之为"意识的难问题"(the hard problem of consciousness),由查尔默斯(David Chalmers)于 1995 年正式提出(Chalmers, 1995, 1996)。查尔默斯区分了意识研究的"易问题"与"难问题"。易问题在于说明认知、整合、注意、报告等各类功能如何由物理过程实现——这些问题虽难,却原则上可由经验科学逐步解决。难问题则全然不同:为什么这些物理过程的进行,会伴随主观体验?为什么会有"作为某物是什么样"的感受? 一束神经元放电,何以"伴随着"红色的质感、疼痛的锐利、咖啡的醇香?物理描述可以穷尽这一放电的频率、通路与化学递质,却始终不曾、也似乎无法回答:为何它的发生,是"有感受的"。

这一道"解释鸿沟"(explanatory gap),至今未被填平。无论神经科学如何精进,它所能交付的,始终是结构与动力学的第三人称描述;而主观体验的第一人称性,似乎在原则上无法从这类描述中导出。物质可以解释行为,却难以解释体验;可以说明"如何",却难以说明"为何有感受"。

正因这道缝的顽固,理想主义才一再返回。叔本华主张,物自体即"意志",一种盲目而无尽的欲求,它在我们之内显现为意愿、在外表现为万物。薛定谔——量子力学的奠基者之一——在其《心与物》中走向了吠檀多式的非二元论,写下那句广为流传的话:"心在宇宙中的总数是一"(Schrödinger, 1958):意识是某种单数,复数不过是我们受时空分割所产生的错觉。兰扎与霍夫曼,则以二十一世纪的语言,重申了"意识根本、物理衍生"的古老主张。这些思想家并非无知妄言;他们所回应的,是一个真实而深刻的困惑——物理主义尚未、或许永不能消化的那道体验之谜。

然而,公允亦要求我们指出:回应一道困惑,并不等于解决它。理想主义指出物质主义有一道缝,这是其洞见;但以"意识根本"去填这道缝,则是一种形而上学的选择,而非一个被证实的结果。它把"为何有体验"这一未解之问,转化为"体验是一切之基"这一不可检验的设定,从而在逻辑上回避了问题,却并未在经验上回答了问题。它是一项研究纲领、一种看世界的方式,而非一项发现。霍夫曼的"意识主体"网络模型,至今仍是一个优美的数学寓言,远未获得经验的充分印证。

在强理想主义与正统物质主义之间,存在着更为审慎的中间地带。惠勒(John Wheeler)所倡的"参与式宇宙"与"万物源于比特"(It from Bit),即可视为这一地带的代表(Wheeler, 1990)。惠勒主张,宇宙在某种意义上是"参与性"的:物理实在并非全然独立于观察而自存,而是与"是—否"式的信息交互、与观察者的参与,有着比经典图像更为根本的纠缠。然而惠勒的"参与"是信息论意义上的,而非心灵创世意义上的;它使观察者重回物理图景的中心,却谨慎地止步于"参与",不曾逾矩至"创造"。这或许才是生物中心主义那份直觉的、更为节制的安放之处:意识不是宇宙的创世者,却也不是可有可无的旁观者;它是宇宙认识自身所不可省略的一环

于是,对意识之谜的诚实态度,乃是两端俱不轻信:既不因物质主义未合之缝而贸然投入理想主义的怀抱,亦不因理想主义之未证而傲慢地宣称物质已解释了一切。把难问题如实承认为难问题,把那道缝如实留作缝,以待来日——这本身,便是一种值得尊重的智识姿态。


七、勘界与综合:中介的必然,而非创造的特权

行文至此,可以将全篇的诸条线索收束于一处,并完成那道一再提及的勘界。

我们考察了六种彼此独立、时代悬殊的传统:庄子的夏虫与井蛙之喻、冯·乌克斯库尔的周围世界、康德的物自体、霍夫曼的感知界面、塞斯的受控幻觉、信息论的带宽之限,以及作为对照的兰扎生物中心主义与惠勒的参与式宇宙。令人注目的是,这诸多殊途,竟在同一个认识论命题之上高度会聚——

所知之世界,永远是种属特异的、有损压缩的、为意识所中介的界面;我们无从直抵物自体本身。 每一种生物都被关在自身感官所裁出的维度之内;任何感知通道都因其有限带宽而必然降维;脑又在这降维的信号之上叠加一层推测性的重建;于是我们所经验到的"现实",是一副专为有限生物而构造的、意识中介的界面,而非实在的肖像。这一命题,由壁虱的嗅觉与候鸟的磁场从下面托起,由香农的带宽与受控幻觉从内部论证,由康德的物自体从哲学上封顶,由庄子的夏虫在两千年前预先吟出。其坚实,无可置疑。

然而——而这正是全篇枢轴之所在——此一会聚,是认识论的,不是本体论的;它不授权"意识创造宇宙"那一更强的主张。承认我们只能认识被中介了的现象,并不蕴含:现象若无中介者便不存在。一扇有色之窗必然令透入之光染色,却不能因此断言,窗外若无此窗便无光。

且有一项再朴素不过的反证,足以令"强创造"之说陷入窘境:界面之所以顽固、稳定、且屡屡出乎意料,恰恰提示其背后有一独立于心的结构,而感知不过是对此结构之采样。雨自天落,不因你是否仰望;星自运行,不因你是否观天;铀-238 之半衰期约为四十五亿年,不因有无生灵记录而改易分毫。尤为峻切的是宇宙学的反证:宇宙已存在约一百三十八亿年,地球诞生于约四十六亿年前,而任何具备意识的生命至多在数亿乃至数十亿年前方才登场。在意识存在之前的近百亿年里,恒星已在熔炼、星系已在旋转、引力已在塑造时空——若实在须由意识所"创造",则此一段无心的、却确然实存的历史,便无从措置。一个被心所造的世界,不会有如此顽强、如此不在意于心的独立性;而我们的世界,恰恰具有这种独立性。

由此可立一种较为干净的判分:朴素实在论与强理想主义,各执一端,而皆失之。朴素实在论以为世界恰如我们所见——此失之于忽视了感知的中介与有损,忽视了 umwelt 之有限与受控幻觉之建构。强理想主义(含生物中心主义的强主张)以为世界由意识所造——此失之于将认识论的中介越界推为本体论的依赖,且与实在的顽强独立性相牴牾。两端皆误。

成熟而诚实的姿态,是一种康德式的批判实在论:独立于心的实在,确实存在——否则界面的顽固与出人意料将无从解释;然而此一实在,只能透过意识的中介、透过种属特异的感官与推测性的脑,而向我们显现为现象;我们参与构造其"显现",却永不能穷尽其"所是"。地图诚然不是疆域,然而疆域亦非随心所绘;地图是对疆域之有损的、带有测绘者视角的表征,疆域则固执地存在着,不听命于任何一张地图。持此一中道,既保住了实在的独立性,又承认了认识的中介性;既不堕入"所见即所是"的天真,亦不坠入"所是随心想"的玄虚。这便是前文反复预告的那道勘界的终点。

需再次申明:此一结论并未贬低生物中心主义的价值。兰扎的著作,其真正可贵的贡献,在于以鲜明而有力的方式,重新唤起了对一项古老洞见的注意——意识在宇宙图景中的地位,远非经典物质主义所惯于安排的那般边缘。它正确地指出,所经验的"现实"是一重意识中介的界面,空间时间是其形式而非其质料。它的失当,仅在于试图从这一坚实的认识论高地,再纵身一跃,落到一个未经支持的本体论断言之上。而这一跃,无论由量子力学的"观察者"还是由别处借力,皆不成立。守住高地,止步于悬崖——这便是批判实在论之所能、亦是其所当为。


八、结语:道可道,非常道

终章当回到题记,回到那句最古老、也最精微的判语。

"道可道,非常道;名可名,非常名。"此语常被读作玄谈,然置于前七节的脉络之中,其义竟分外清晰:每一种语言、每一种符号、每一种描述,都是从某个 umwelt 内部发出的投影与压缩。描述必有所择取,有所降维,有所遗漏;它携带着描述者所属物种的感官维度、携带着描述者所处时代的概念框架、携带着描述者本人的视角与旨趣,恰如一束透过有色玻璃的光,必染上那玻璃的颜色。故而"可道之道"——那能够被言说、被符号化、被描述出来的道——永远不是"常道"——那脱离一切描述关系、其自身之所是者。这不是诡辩,而是第二节那条"压缩不可逆"之定理,应用于描述活动本身所得的必然推论:描述亦是一道有限带宽的通道,所传输者必是有损的,故所抵达者必非原貌。

老子的这一洞见,与康德的物自体、与庄子的夏虫,互为表里。它们说的是同一件事:世界在其所是之处,恒溢出于一切描述之外。老子又言"视之不见名曰夷,听之不闻名曰希",说的正是这道(实在本身)超出感官通道之外,故不可以感官之词穷尽之;庄子言夏虫不可以语冰,说的正是认识者因其维度之限,而无法抵达世界的某些面相。东方古哲与西方先验哲学家,相隔两千余年,相去万里之遥,却以各自的语言,守住了同一道边界——描述与所描述者之间、现象与物自体之间、地图与疆域之间,那道不可填平的缝隙。

然须郑重辨明:承认此一缝隙,绝非虚无主义。说世界不可被完全描述,并不等于说世界不存在,更不等于说什么都可以。恰相反——正因为那被描述者固执地、独立地存在,描述才会失手、会出错、会被更好的描述所取代;正因为疆域不听命于地图,测绘才有真伪对错可言,科学才得以在错误的修正中前行。一个随心所绘的世界里,无所谓错误;而我们的世界之所以允许错误、允许纠偏、允许逼近,正因为它独立于心而自存。不可尽言的实在,恰恰是知识之所以可能的根据,而非其否定。

更进一层,那道"有限"的缝隙,并非认识之缺陷,而是"有一个谁在认识"这件事本身的条件。试想一种能无压缩地觉知一切维度、无视角地涵摄一切面相的存在——它将没有立足的视点,没有内部的纵深,没有"作为它是什么样"的第一人称性。而意识之所以为意识,正在于它是有限的、有视角的、有损的:是从某一点出发的看,是从某一 umwelt 内部的经验,是"作为这只蝙蝠、作为这个人是何模样"。撤去有限性,便撤去了视角;撤去视角,便撤去了主体;撤去主体,便无所谓"意识"了。故而有限非缺陷,而是有"谁"在的根据;中介非障碍,而是有"经验"可言的前提。意识之存在,恰恰在于它是一副有界的、有损的界面。

由是观之,"道可道,非常道"便不再是一声遗恨的叹息,而是一项对"成为有限主体"这一境况本身的最精确的描述。我们之所以能认识、能言说、能成为谁,正因为我们是有限的;而我们之所认识、所言说、所成为,永远带着这有限的印记,故而永非那不可尽言的常道本身。这不是失败的告白,而是境况的如实呈现。

于是科学、哲学与道家那"为道日损"之教,竟在此一处汇合,守着同一件事:让地图与疆域之间的缝隙保持敞开。科学以可错的描述一寸寸逼近疆域,却不把任何一张地图误作疆域本身;哲学以审慎的勘界标出描述的限度,警惕每一次从认识论向本体论的轻率跨越;道家则以"损"之工夫,剥去层层符号的累积,回到那不可言说者之前的那一份清明与谦卑。三者异途,而同归于对那道缝隙的尊重——亦即,对实在之独立性与认识之有限性的双重尊重。

知世界之溢出于一切描述之外,是智慧的开端,亦是智慧永久的处境。所能做的,不过是怀着这份知,继续去描述、去勘界、去逼近,同时始终记得:可道者非常道,所见者非所是,而那不可尽言的实在,正因其不可尽言,方值得一代又一代有限的生灵,以各自有界的感官与有损的语言,永不停歇地去趋近。

盖因正是这份永不可弥合的距离,使认识成为一项永无止境的事业,也使每一个有限的主体,在其有生之年,得以一次又一次地向那浩瀚而沉默的所是,献上自己最好的、却注定不完整的描述。


参考文献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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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• 《庄子》。《秋水》"井蛙""夏虫""曲士"之喻;《养生主》"吾生也有涯"与庖丁解牛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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